冷感、忧虑、支持，我们面对个人信息收集的态度是什么？（下）

3月初，“所有的鱼”发放了一份“防疫期间个人信息收集的调查问卷”，一共收到了 294 份回复。我们将问卷的结果进行分析，发现疫情期间的个人信息收集“致密而疏漏，便捷而冗余，智能而原始”。 在这之后，我们试图呈现城市中的人在面对高密度的信息收集时的细微感受、他们的观点，以及他们拥有这些想法的原因——的确，信息采集的措施可能大同小异，但对此的看法是与个人经历紧密相关的。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呈现了三位“普通人”的故事——他们和大多数人一样，是信息被收集的对象，没有更多机会深入了解这一切的运作机制。数据收集已经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可能对此感到疑惑、矛盾、或者已经习以为常。 这篇文章是关于这次调查的最后一篇。其中的故事，来自几个人工智能、数据分析、智慧城市等领域的从业者或者学生。尽管和之前文中的人一样，他们也提到了“敏感”、“矛盾”、或者“放弃抵抗”；但是因为对技术的了解，这些词语对他们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 1 2016 年，杭州举办了 G20 峰会，那年陈时还在上高中。他和几个同学跑到机场去看专机，还随身带了一个收音机，收听塔台和飞机的联络对话。 回到家的第二天，他们接到了机场公安的电话，问他们是不是去了机场，去做什么 。他回忆，那天并没有见到任何人，也没有做过登记 ，“肯定是通过摄像头之类的找到的。“他倒没有感到害怕，”只是没想到这么快，这么精准。” 陈时在杭州的滨江区上学和生活，这里是中国几个最大的摄像头安防企业所在地，比如海康威视，比如大华。几年前开始，他就注意到身边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镜头”。基本上所有的交通路口，“不是一两个，是整一个杆子，一整排的（摄像头）。其实有的时候也蛮害怕的，你想象一下，就是地铁站刚出来，你一抬头，全部都是摄像头，然后他们都是各种形状，还有长得很奇怪的那种。” 一开始大家好像还对此有些担忧。他记得上初中的时候，曾有市民给报社写信，询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摄像头，还被刊登出来到报纸上。那时官方给出的回应是，旁边的公司在做技术测试。 人们很快习惯于此，摄像头成为生活的背景，出现在日常的角角落落。陈时之前就读的高中，需要用指纹签到；一年前，他毕业之后再回去母校，发现教室门口已经出现了一个大机器，学生上课时要依次去前面站一下，刷脸签到。 到了大学，对技术本身就很感兴趣的陈时选择了信息计算科学作为专业，学习的内容本身跟信息处理有一点关系。这让他对信息监控又有了一些不一样的认识，“所谓的大数据 ，其实有的时候，是可以从很多的数据中，把一些平时好像非常零散的信息，拼成一些更有用的信息。” 虽然表面上人们提供的信息人畜无害，但采集方所得到的的信息量却会远大于此。他举了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今天买了苹果、牛奶、香蕉，好像你在他那儿留下这些纪录也没什么，他最多是知道你几点几分去过哪家超市，买了什么。但他是可以通过你这些消费行为，分析出一些关联的，比如， 60% 的人买了苹果都会也购买香蕉。 放到疫情的情境下，杭州健康码背后也有一套不透明的运算逻辑，人们很难知晓这些信息最终会被如何解析。 “有的时候，它不会告诉你那个信息的用途；或者随着技术的发展，最终这些信息运用的范围会超出一开始所告知你的，甚至超出他自己的想象。” 他个人对于信息采集的态度其实是比较开放的，上网的时候遇到需要填写用户信息，也常常如实填写。“整个网络环境的话，”他这样解释，“其实是不那么安全的，有时候多给一点少给一点，该拿到的人还是会拿到。” 而他相对更在意的是，当被采集时，自己是否被给到选择权？是否被告知用途？这套系统是不是完善，以及有没有什么副作用？ “就像是好朋友问你借东西，如果他直接开口问，这东西能不能给我，可能要得多了一点，我也只是会有些小小的不快；但如果他什么都没有问，直接就把东西拿走了，也不说拿去做什么，那就……” 但他遇到的情况似乎都是后者居多。他在问卷中这样形容自己疫情期间的一些经历： 某一天在进行日常打卡的时候，突然发现健康码状态选项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行小字「健康码状态已从杭州数据库自动获取」。虽然觉得这能提高一点点信息的准确性，但没有额外通知，数据突然开放给学校，当时还是有一些不悦。 小区出入登记，高速出入口登记都有采用纸质登记表，所有登记者的信息都是暴露在外的，而且就我自己的经历来讲，登记者也都没能给出其他的登记方式供选择。 比较之下，他反而对健康码的态度更为正面。“因为技术水平，包括一些大公司的规范，肯定比基层要可靠一点。我再去超市的时候，其实展示的只是黄颜色绿颜色，信息其实已经经过一层加密或者一种脱敏的处理了。” 在疫情期间，他遇到了许多临时建立的登记系统。 我生活的小区用紧急开发的微信小程序进行「本小区人员登记」，有从房管局获取的房产信息。但对这些短时开发的电子系统的安全性，以及给小区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分发的管理员权限表示担忧。此外，生活的两个小区对个人信息收集的差异度非常大，一个细化到车牌号，以及政治面貌（询问是否是党员），一个仅仅只是姓名手机等。 看着社区要求的信息表单，“都能想象到他们打开 excel 表格，然后想到啥就填了上去”。信息收集处理保存本身有一套科学的方法来保证效率和安全，但这些赶工品显然没有经历过科学设计的评估和检视。 “很多报道出来的时候，大多都只关心这个系统的功效，但功能是不是稳定？有没有漏洞？这些方面得到的关注就非常少。好像我们在学校做编程作业一样，只要能得出想要的结果就好了，中间这个程序究竟美不美观，合不合理都不在乎。” 这样非常实用主义的风格，似乎在整个行业内普遍存在。陈时说，自己所在的信息科学专业并没有任何技术伦理这方面的课程，只是教授技术本身。而这些学生，许多毕业之后，最终会进入海康威视这样的公司。 2 三条生活在杭州，她在一个小型电商公司的工作经历很深地影响了她对个人信息收集的认知。 她曾经在那家公司担任运营负责人。为了对入驻平台的卖家和商品进行分析，开发部门的同事帮她开发了一个将后台数据可视化的工具，方便她查询数据。尽管她觉得那些数据很常规，体量也不大，“也卖不了钱”；但这仍旧让她觉得“任何你录入的信息，它都是有办法抓出来的”。 这种敏感很快让她注意到了更多事情。她发现在使用安卓手机时，自己公司平台的 app 可以与别的软件互相唤醒——当她打开公司 app 时，并没有看到开屏广告的页面，屏幕会直接切换到另一个软件上去。“我知道我们这个小平台跟他们（别的软件）是没有任何关联的”她说。当她问开发同事这个问题时，对方回答“国内安卓市场就是这个死样子，内嵌了很多互相唤醒的机制……反正上网不涉密，涉密不上网嘛！” 有一次，她在微信上和朋友交流过某商品之后，在淘宝上收到了相关推荐。询问同事后，她断定可能是自己安装的第三方输入法出了问题。她卸载了之前的输入法，但依旧不放心。为了验证自己的假设，她分别用安卓系统自带的 google 输入法和第三方输入法在手机上输入了一双球鞋的货号，但并没有同时输入“球鞋”、“阿迪达斯”或者 “sneaker” 的字样。 结果是，当她使用国内的第三方输入法时，会收到淘宝推送的球鞋广告；使用系统自带输入法时，亚马逊会推送同样的广告。考虑之后，她决定还是用原生输入法，“毕竟不是把我的信息给国内平台，对我生活的影响小一点”。 她意识到信息收集在她生活中几乎是无孔不入的。“我知道只要生活在城市里，我的面部就被识别得差不多了”。她的程序员同事是“一副躺倒了的样子”，还对她说，“反正大家都是无产阶级，烦他妈了，我们早就知道自己被拔得毛也不剩了。” 但她还是拒绝使用智能音箱，在能“刷脸取件”的智能快递柜前她也选择手动输入。她知道这并不意味着自己的信息就能全然得到保护，但成了她表达态度的方式：“但至少能有个心理安慰”、“我的抗拒就成了纯粹的反感”。 她知道工作人员在分析数据的时候可能毫无情感，“他们当然不会特意摘出来某一段数据玩耍”，但自己就是觉得糟心。就像智能音箱，“一直放在卧室录音，估计也没人有闲工夫把我家的录音调出来。但就是心里难受”。

冷感、忧虑、支持，我们面对个人信息收集的态度是什么？（上）

在我们“关于个人信息收集的问卷”发布几天之后，有一位国外媒体的同行找到这里。同样地，她对中国社会对待数据收集的态度感到好奇。 她曾采访过一位在中国做信息加密软件的创业者，这个软件试图帮助人们匿名上网，保护密码并发送加密信息。但让这位创业者感到惊讶的是，人们似乎没有像想象中那么迫切地想要保护自己的信息，软件访问量远低于预期。 在文章最后，这位创业者感叹，“以前我认为这是一个普遍的需求。但现在看来，那些意识到这个问题，并采取行动保护自己和数据的只是很小的一个群体。” “中国人不在乎隐私。”这不是一个陌生的论调，最著名的可能还是李彦宏口中的，中国人愿意“用隐私交换便利”。虽然此言一出即招致许多批评和嘲讽，但事实上，对于过去几年中快速推进的数据监控，从天网工程到智慧城市建设，人们都表现出极大的接受度。 不过，背后潜藏的成因更为复杂，不仅仅只是“天然的”不在乎。相反，大部分人事实上都对技术的运用产生了某种顾虑。 问卷询问了人们在“被登记信息、以及发现自己的信息已经被使用时的情绪、感受和思考？”回复中出现最为频繁的几个情绪词汇分别为：焦虑、不安、反感、困惑。少数人表现出更为激烈的愤怒；相对的，也有一些人认为这是正常的行动，“表示理解”，甚至是“觉得大数据时代真厉害啊”。 当然，这里也需要指出，“所有的鱼”的报道存在一定倾向性，可能更容易吸引对于数据收集敏感的受众参与调查。我们搜集到的数据，或许并不能代表更普适性的中国人的态度。 我们对一些填写问卷的人进行了进一步的采访，试图更细致地了解不同人的态度，以及这样的态度何以产生。 在这个过程中，问卷中单一的词汇逐渐从我们的认知中被移除。我们发现，鲜有人对信息收集抱有极端的态度，最常见的是矛盾的、复杂的、模糊的、甚至无法用言语描述的情绪。在智慧城市领域工作的 Blue 对自己的工作保持怀疑和抗拒；但同时在疫情期间，当面临复工期间巨大的人流量时，她又有“愿意交出自己的数据”的心态，“这样会好受一点”。 在这样的时刻，“大数据”好像可以成为绝望中问题得到解决的寄托。但更确切的事实是，因为它的广泛普及，人们必须重视它、从而维持正常的生活。在人工智能企业做测试工程师的小真告诉我们，如果想要完全不被收集数据，可以不再用电商购物，而用纸币去超市买东西，并步行提回家；可以不用二维码乘地铁，改用不需要实名制的单程票……“但这可能会让你看上去有点奇怪……或者你反而会因此被注意到”。似乎贡献个人数据，成为了参与现代生活的前提。 这样的技术力量令人安心吗？有人告诉我们，“只要你问心无愧，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反之，对监控感到警惕的人则会被认为“心里有鬼”。 但比对看来，我们发现这并不是“犯事儿”和“没犯事儿”这两类人对于监控系统的心态不同，而是两种对于公权力角色的不同理解。一部分人相信将信息上交是更好的选择，因为国家会善用这些数据，并作出明智的决定让社会往好的方向发展；而另一部分人，与其说是对技术的不信任，更像是对于技术使用者的不信任，认为有一天这些数据会被利用来伤害自己。 而对于当下这些心态的成因，我们也发现了以下几点： — 在疫情之前，信息收集已是常态，平时的数据采集规驯了我们的使用习惯。这使得当我们面对疫情期间密集收集信息的“非常态”时，尽管有感受不同，但仍能迅速适应— 我们持续在做的，其实是在选择便利和隐私受到侵犯之间做平衡— 疫情期间，硬性的录入关卡让实质意义上的选择权消失，无法抵抗。进而，人对收集变得无感，反而是当技术出错/落后时，矛盾才最突出 我们将分两次呈现一些受访者的故事。第一篇的故事都来自“普通人”——他们和大多数人一样，是被收集信息的对象，没有更多机会深入了解这一切的运作机制；而第二篇的故事，则来自几个人工智能、数据分析、智慧城市等领域的从业者、或者学生。 1 “我很好奇，我们平时交出去的信息是被怎么用的？”当于小看到新闻上在公布被感染者乘坐的车次，并同时呼吁同行者自行申报时，她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在她的认知里，国家、或者一些机构应该掌握了数量不少的数据，毕竟近年来需要实名制的场合逐渐增多：乘坐火车、飞机，以及进出各种场所。她以为面对大型的公共危机，这些信息能被整合、派上用场。没想到重复的信息收集还是在不断进行，这让她回到了开头的问题： “我提供个人信息，其实是交出了一部分隐私权，是为了让政府实现一些公共服务的”。服务没有达到她的预期，她在问卷中写道：“信息监控如只用于监控个体行为，以使之按照体制既定的方式去行动而非用于社会福祉或发展人的用途，说明了技术在应用上的失败。” 疫情期间“广撒网”的信息收集在她看来是“技术应用问题”的集中爆发。她所居住的小区曾经要求她在三个平台上登记过同样的基础信息：身份证号、出行轨迹、身体状况等。在被几次登记后，她曾经当场问过提出要求的保安，对方的回答是“你别问我”。后来，她又问到了小区物业的经理，他说更换平台是因为政府统一收集的要求有所变动。 这种有点“执着”的追问算是于小对于个人信息收集关注，或者警惕的表现。平时使用手机 app 时，她会关掉麦克风的使用权限，并且不用“扫脸支付”的功能。一方面，她坦陈自己“对这些不那么热衷”；另外，时常收到的不明营销电话、短信还是会让她对自己之前做的信息登记产生怀疑。 但她并没有办法确定这些是不是有确切的关联。这有点像她面对现实场景时对英剧《黑镜》的联想的瞬间：那些场景偶尔冒出来，但是它们都碎片化、模糊、又不是很确定——“死去的人……他的记忆被云保存”；“网络暴力”……“我觉得全球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发生了”。 相比人工登记，机器收集信息似乎在放大这种模糊的不安。 “感觉（我和机器）是不对等的关系。你不知道那个信息是谁在掌握，或者交给谁。并不是说它不如手工登记安全，而是不可触摸、不可知的感觉在增强。” 除了黑镜，在过往能让她想起的相关时刻还有 2018 年，中国大陆的 icloud 服务转由云上贵州运营。“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不行，我要迁。但后来想一想，我已经没有什么重要信息了”，她突然发现“迁”或者“不迁”可能对她的生活不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大多数人都不会涉及特别敏感的信息”。 “可是，不管敏感不敏感，它是我的。交给苹果，说明我是信任它的；换掉了之后，我觉得我的信息就不完全是我的，我也不再信任苹果了”。 但她依旧决定持续做一些事。除了坚持向物业经理问明信息收集的原因、信息的流向外，她还决定多关注企业的消息——信息登记平台的隐私条款、平台网页、发布的新闻，或许会有关于登记信息的更多解释：平台的运作者、利益方有哪些？他们又如何使用和掌控数据？ “但这可能没有任何作用”，她说，“我只是知道了而已，会有一些……安慰吗？我面对的就是一个机器，我现在至少知道了这个机器是由谁和谁在操作而已。真正的作用，好像是产生不了的”。 她特意提及，疫情期间信息收集中各环节的问题被暴露，可能是有助于促进问题的改进的。例如各政府部门的信息不流通导致反复向公民采集信息的问题：“当它被看到时，或许有人会考虑解决它”。 但她并没有承认自己是乐观的，“比如说在微信上说一些话，很快就可以追踪到你个人了”。 在和于小对话的最后，她问我：“在做这一次关于个人信息收集调查的过程中，你们有观察到个人信息被用作好的、向善的用途的情况吗？有一些积极的新闻和思考吗？” 2 真实的人越来越离不开信息数据世界里的分身，两个空间里的“我”，彼此依存但并不完全相同，可从某些意义上来说，我上交的数据甚至真实过肉身的我。 这是 Jing 在问卷里留下的答案。在近 300 个分享者中，她在疫情期间的经历并算不上跌宕——回了趟厦门老家，节后又回到上海开始居家办公，甚至连随申码都没有启用，因为没有乘公共交通出门的需要。 但她仍有身处例外状态的一种感受。返回上海的住处后几天，她接到居委会的排查电话，询问她作为这间屋子的租户的个人信息和行迹。居委会通过屋主，也就是她的室友拿到了她的手机号。室友并没有在给出她的信息之前告知她。 她想象，“在这种背景下，你拒绝提供自己的情况，就是某种程度的违法行为吧。没有明文规定，但大家都有默认的这样共识。” 但例外状态并不会一直存在。疫情似乎给了信息收集一个“利人利己”的合理理由，但之后会怎么样呢？如果有一天，一个动作宣告疫情的完全解除，这个东西会随之消失么？还是病毒一天不消失，随申码也不会消失？下次再出现类似的大爆发，这个系统会被再次启用，还是所有的信息再从头收集一遍？如果是前者，会有什么东西保护这些信息么，像一个暂时被封存的容器？如果是后者，无休止的重复收集又意义何在？ 这些问题让她感到困扰，这也是她没有使用随申码的原因之一——希望在可能的前提下，尽量少地将信息登记于各处。 身份证、手机号、具体的住址，像坐标轴一样，这三个信息就足以让一个人具象化。Jing 说，在给出这三个信息的时候，她会感到不舒服，像裸奔一样，生活都被人看到了。虽然她不知道有没有人去看，也不知道是不是需要什么权限才可以看到，“也不知道会不会未来哪一天，我哪个行动触发了某个启动机制，然后我交出去的这些信息会反过来伤害我。”

分析了 294 份问卷之后，我们发现疫情中的个人信息收集有这样三个特征

3 月 5 日，所有的鱼公众号向各位推送了一份问卷，征集读者在疫情当中被征集个人信息的情况。我们的目的是：“征集个人经历，聚焦于疫情期间个人与信息收集系统相遇的时刻。希望通过个人体验的拼凑能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它的样貌，总结出一些规律，增进些许对它运作方式的理解。” 如果让我来作答的话，我的答案是这样的： 年后我需要去北京工作。疫情期间，抵京是否需要隔离的政策出现了数次反复，先是说不用，后来又需要了。上高铁之前，我反复地和人事确认，自己到底要怎么做。最后的结论是，我需要在一个叫做京心相助的程序上，填写自己的姓名、身份证号、抵京时间、以及来北京的目的。 下了高铁，室友领着我到小区门口。工作人员给了我一张纸质的告知书。他看了身份证，但告知书上他只填写了我的姓名、住址、以及电话。 隔离的十四天时间里，我每天在京心相助上登记自己的体温，除了当中有一天，因为我忘了。我焦虑了一阵，担心忘记打卡会不会需要重新计算隔离期。不过，也没有其他办法了。对了，我还在隔离的第二天，接到了一个来自社区的电话。电话那头没问什么问题，就说自己在后台看到了我的信息。我猜，她说的大概是京心相助与社区联通的后台。 隔离期满，室友带着我去社区办理出入证。工作人员检查了告知书，以及租房合同，登记了高铁班次和身份证号。我以为还会有一个和计算机后台进一步比对的过程，但似乎没有。总之，他们很快给我手写了出入证。隔离期就这样结束了。这之后又过去了半个月，我再也没有碰到过要登记个人信息的人。 截至 3 月 14 日下午五点，我们一共收到 294 份问卷。阅读了其中的叙述，我发现许多人与我一样有着复杂的、混乱的、模糊的个人信息收集的经历。在详细分析了全部的问卷结果之后，你即将看到的这份报告就是我们回应一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的尝试。 最终的报告会以两个部分呈现：第一部分是问卷的结果分析，搜集到了进 300 个案例之后，我们得以对疫情期间的信息搜集有一个超出个体范围，但或许仍然无法代表全貌的认识。我们相信这整个系统当中存在诸多矛盾和吊诡的地方，而这些或许与中国官僚体制的运行模式有关。 第二部分来自于我们与受访者之间的访谈。他们被整理成口述的模式，试图更进一步地反应人们在面对信息搜集时的心理活动，以及会采取的应对措施。换而言之，第一部分是对于系统的整体性描绘，第二部分则是人的反应与反思。 在可见的未来内，信息搜集将会进一步地沁入到每一个人的微观生活当中。从小区门口的人脸识别，到家中安装的智能台灯，从浏览器获取的访问记录，到各地政府一网通办的系统，人们的身体随时随地都会被编码成信息，然后录入到他们尚没有意识到其存在的系统当中。既然它已经如此频密地发生，那么人们一定需要更多地去感知、去理解、去谈论、去反思这样的过程。 我们的报告或许无法提供任何确定性的结论，而我们的希望则是这个报告能够成为整个社会关于信息收集这个话题的大讨论中的一部分。  致密而疏漏 “城壁每次都以为干完这票就完了，没想到从突击战变成了持久战。” 2 月 19 日，《人物》杂志发表了一篇支付宝健康码是如何诞生的报道。城壁是支付宝的技术人员，在阿里工龄十五年，负责健康码的开发工作。突击战说的是，地方政府为了尽快上线健康码，通常都会把开发周期压缩到很短，“立刻、马上，全省都上”。而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找上门来，无数个突击战叠加成为了持久战。 “自从浙江推广健康码后，越来越多省市找上门来。情人节晚上，大家正在紧张测试浙江省健康码，突然收到第二天上线四川版健康码的通知，同时还要开发全国版健康码系统……”包括健康码在内，疫情期间的信息搜集工作是一个紧急情况下的工作。在意识到信息搜集可以帮助监控每一个人真实的健康状况之后，它被要求快速地铺开，并且渗入到大街小巷。因为新冠病毒可以在任何人与人接触的空间传播，信息搜集的工作也很快被布置到了任何一个可能的公共空间。 问卷中的第一题，疫情期间都在什么情况下被登记过个人信息，有四分之三的参与者都有被居委会等社区基层人员登记的经历，而自行在家登记的比例也超过一半。不过真正令人吃惊的是，有许多平时根本不会意识到的地方，也需要进行信息登记。 去食其家堂食登记体温，留了电话号码 在干洗店被要求登记 去楼下便利店买东西，每次都要扫码，还要填体温，住址电话 其中一位参与者详细回顾了自己在蛋糕店的经历： 当时绝大部分商店都关门了。某一天出门采购物资，看到一家很喜欢的连锁蛋糕店居然亮了灯。于是就问他们是否在营业，回答说是。于是想买一些点心，营业员拿出了表格要我填写，我看到上面要登记姓名、身份证、电话，感到非常不自在，尤其要登记身份证这点，就很抱歉地跟她说句不好意思，不买了。她也有点抱歉，说也可以在网上下单。不过我最后还是没买。 快餐店、干洗店、便利店、蛋糕店都是人们日常生活所需，也大多都处在人们的步行半径范围之内。当这些店家都要求人们登记各类个人信息，足见官方所要求的对于个人的掌控其实已经渗透到了相当具体且微观的层面之上。然而，渗透深入并不意味着有效。事实上，所有采集的信息会被如何使用仍然是一个黑箱。这位因为需要登记身份证而宣布不购买蛋糕的参与者在回答“是否被告知使用用途”时，回答了“否”。而从整体上来看，未被告知搜集的信息的具体用途的参与者占到了总量的六成以上。 由于问卷形式所限，我们暂时无法得知这些店家搜集到的个人信息会以何种方式被利用。会有疾控中心在做流行病学调查的时候调用这些数据吗？店家是否需要将当日收集到的数据以某种形式汇总呈递到有关部门吗？店家会如何看管他们所收集到的这些数据？这些问题我们还无法回答，也需要更进一步的调研才能找到解答。 与此同时，在个人信息通过如此微观的层面被大规模采集的同时，也并非所有的机构都非常严格、认真地对待采集个人信息这件事情。一位参与者这样写道： 农贸市场要扫码进入，我周五回家才知道妈妈一直只扫码没登入，等于没登记；做建筑工程租住附近村镇的房子要办理出入证，我一直借用同事的进出门晃一下就行。 另一位参与者的体验则是这样的： 在高铁上登记的纸质信息，从北京南出站的时候不知道交给谁，出站口旁边有一个套着黑色塑料袋的大垃圾桶，周围站了好几个工作人员，但是没有人收信息表。我看垃圾桶里有几张表，就把我的也扔进去了。就也不知道桶是专门收集信息表的，还是真的只是个垃圾桶。 这两位参与者所描述的事实说明，即使搜集个人信息的大网看似已经深入到便利店、蛋糕店这样的层级，当中也有诸多漏洞存在。它似乎符合人们对于中国官僚机构的刻板印象——上级给出的政策都是好的，但在基层执行过程中就会出现差错和疏漏。 要注意到的是，这种分析或许符合表面上呈现出来的事实，但它背后也可能有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所有的鱼此前曾刊发疫情中的武汉社区相关报道。其中写道，当武汉市政府发出应收尽收的命令之后，居委会等基层行政机构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然而，居委会人手不足，无法全面排查辖区内的每一户住户。居委会也不提供交通工具，因此无法承担转运病人的功能。最严重问题还是，当医院床位被占满，病人想要入院也会被拒收。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看似极其深入的个人信息搜集网络显得漏洞百出的原因。个人信息搜集始终还是依赖基层真正的执行者，而当基层执行者缺乏相应的资源或者意愿的时候，他们就倾向于不去搜集相关信息。目前尚不能得知这种疏于执行的情况有多普遍，但从整个疫情期间的报道来看，它并不会少见。 便捷而冗余 疫情中，各级政府大力推广健康码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希望能够简化对个人的筛查程序。输入相关个人信息之后，根据相关算法生成一个健康码。红色代表高风险，需要 14 天的居家隔离。黄色则代表风险程度中等，要进行 7 天以内的管理。绿色则代表无风险，可以出门。这样的描述看似简单、快捷。但问卷调查的结果却呈现出了不同的样貌。 首先，登记的个人信息在不同的系统中似乎并不通用。一位参与者写道： 有一次回去在小区门口被一个穿警服的工作人员拦下，要求扫二维码进入一个系统登记个人信息，并且要拍照上传，填完后生成了一个二维码，被告知下次出示二维码即可，不用再出示纸质通行证，几个小时以后第二次进小区，原来疑似警察的人不见了，换了一个工作人员，同样要求扫二维码登记，我说刚才已经扫过了，结果这个工作人员告诉我，刚才是辖区派出所的，和我们不是一个系统，现在我值班，我们要求登记在社区的系统里……无奈又填了一遍……后来听说二维码也不能代替纸质通行证…… 另一位参与者则表示： 和妈妈一月二十八号从日本旅游回来，在机场填了表格。结果三月初妈妈收到了区防疫局还是哪里的电话，竟然要给她做核酸检测……更有意思的是，在得知我妈的工作单位属于我们市的另一个县级单位，本来各种给我妈打电话的派出所、街道办事处等等单位告诉我妈，她现在不属于他们的管辖范围了……我妈心惊胆战了一天在单位等他们去做核酸检测最后被“遗忘”了…… 还有一位参与者则说：

日本如何应对新冠疫情 | 一条时间线

Keypoint： 《感染症法》/《检疫法》 1 月 28 日，日本内阁决定，将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病指定为基于《感染症法》的“指定感染症”和基于《检疫法》的“检疫感染症”。考虑到措施调整可能给各界带来的影响，提供了十天的通知期限，计划于 2 月 7 日正式实施；后因 WHO 宣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PHEIC） ，日期提前至 2 月 1 日。 这两部法律为诸多疫情应对措施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执行参照，对信息收集和公布、健康诊断和就业限制、消毒措施等种种均作出明确规范。按照《感染症法》，传染病被分为三类，埃博拉病毒、出血热、鼠疫等为 1 类，而新冠肺炎被归为与“非典”相同的 2 类——政府被允许对患者或疑似展开行动调查、安排住院以及对其持有物进行消毒。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钻石公主号”发生聚集性感染，愈多来自自民党以及社会的声音要求采取更强力措施；右翼作家百田尚树甚至发文，呼吁日本政府停止中国与韩国人入境。2 月 14 日，安倍政府修改政令，决定在入境时采取可强制患者住院的“隔离”措施，以及让疑似感染者在指定设施观察的“留观”措施。 这种对于出行的限制，实质已经超出对 2 类传染病的应对举措。此前，虽然“公主号”乘客被要求呆在船内单间进行观察隔离，但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强制隔离”的措施曾在日本麻风病流行期间酿下严重后果，造成大量患者在康复后仍深受偏见和歧视。因此，此次修改也仍伴随着是否会侵犯人权的争议。 水际对策转向防止蔓延扩 2 月 13 日，厚劳省大臣加藤胜信在新闻发布会上称，日本目前的新冠疫情“不处于流行蔓延阶段，但不能否认传染进一步扩大”。两天后，他则表示情况“已经发生变化”，新冠肺炎已在事实上开始在日本流行。 这昭示着这段时间，日本疫情已经发生重大转变。截至 2 月 12 日，日本国内确诊的 17 人均可推断感染途径。但截止 16 日四天内新增的 29 名感染者中，有 12 人属于可能无法确认感染途径的“社区感染”。他们不仅没有旅行史，也没有明显的接触史，且散布在六个不同的地区——意味着感染在国内可能已经开始扩散。 前期日本政府采取的“水际对策”，将防疫重点放在边境防控上：从上调中国的传染病危险提醒级别，到要求抵达乘客进行健康申报，加强检疫，暂停部分签证签发。但随着国内出现疫情蔓延的趋势，日本感染症学会和日本环境感染学会于 2 月 21 日宣布，疫情应对进入防止蔓延扩散，也就是内部防控的阶段。 此举被一些学者批评为政府行动滞后。“我的担心是，政府会认为关闭了边境，国家就安全了。”和田耕治 2

以社区为界，肺炎疫情下被限制的人口流动

作者 | 张依依 任思远 编辑 | 韩方航 新冠肺炎蔓延时，对人口的网格式排查、管控在多个城市发生。武汉“封城”数天之后，全民普查开始进行，对“四类人员”分类进行收治和隔离；2 月 14 日开始，所有小区除就医和防疫工作人员外，一律不许外出。春节假期结束，企业陆续复工，深圳、成都、兰州等城市也宣布，对小区里的外来人口进行“封闭式管理”。【1】 这种情况下，居（村）委会、街道办事处比以往更频繁地参与进中国人的生活、成为显眼的存在，也成为社会对抗疫情的第一线。他们负责维持社区中的秩序，将求助者和医疗资源对接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过去几年中，中国地方政府强调的基层治理想要达到的目标。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却发现社区很难承担起这样的重任。 ① 杨羳目前住在湖北省咸宁市的福星城小区，距离武汉仅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武汉封城几天后，这里成为咸宁第一个全封闭式的小区；他所在的楼栋因为出现一例确诊而被完全封锁。当时，地方媒体还对这个小区封闭后的生活状况进行了报道，表示在临时组织的党支部志愿团队下，一切都在有序运转。但杨羳说，实际上生活物资的供应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政府承诺配发的物资，比如体温计、消毒液和口罩，发放的方式是在群里报名，通常一个小时内就会截止。居民的所有需求都需要通过这个群来进行上报，这让他需要不断地去关注群内的消息，害怕错过重要的通知，“整个人感到很焦虑”。 小区封闭后，外送的货品不再能够送达，社区让他们必须用一个指定的 APP 下单买菜。上面种类单一，配送时间也不稳定，前期还出现过严重的运营问题，导致无法下单；菜送到小区后，从小区门口到各个居住单元的配送，也没有人负责，一度陷入混乱。 武汉江汉区一街道处于汉口的核心区域，副书记王珊和我们描述了这里基层运作的情况。她表示，在整个疫情反应的过程中，街道都没有被事先通知。绝大部分指令都和普通市民在同一时间接到，有些甚至还是先从新闻、公众号推送里得知的。 “（1 月 23 日）之前还在安排说去哪里吃年夜饭，突然就说封城了。但也没有人跟我们说要怎样上班，只说排班会比平时密集一些。被叫去单位的路上我们都还在说，那怎么回来呢？” 信息的滞后导致基层陷入应激的状态，他们无法回答居民的困惑，对于政策的不断变化随之而来的诸多新问题，也只能随机应变。社区分诊的要求在最初下达时，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流程，他们需要自行摸索，不断试错。“后来就感觉整个医疗系统都很崩溃，直接说我不知道你可以转移到哪里。社区医院把一个空的转运单给居民，让居民问社区转到哪里。你说这是不是很可笑？” 街道社区的层面，他们只能做到病例的上报和转运。但初期很多病人即便被送到医院，也会因为没有床位又被打回社区。区指挥部和医院信息的不一致，床位的急缺，导致社区按照名单送去医院的病人也不一定能被收治。之间的反复对于患者，尤其是一些上年纪的患者，在身体和心理上都是极大的煎熬。“他会觉得就像是被抛弃了一样，我们辖区就有极端的现象，有些人反复无法被收治，跳楼、上吊的，这里就有两、三例。” “我们就只能往医院送，告诉他别回来，没有床也别回来。在那儿等，然后就可能排的上。很多人连送都送不进去，进去是一道坎，进去以后等床位又是一道坎。我们有很多进去的，是自己死缠烂打你知道吗？就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真的就是这样。” 在王珊看来，从一开始，对于疑似和确诊患者的转运就不应该让街道和社区负责。“我们什么都没有，没有专业的设备，没有专业的知识和防护手段，我们的车都是敞篷的，都是电瓶车。”在街道的电瓶车坏掉之后，他们不得不改装了一辆运货的小皮卡，里面搭一只条凳，来用作病人的运输。 但因为“属地管理”原则，社区成为直接问责对象。在这次疫情期间，官方三级就医流程的不通畅，导致许多患者或患者家属不得不通过社交平台进行求助，舆论关注为一些人打通了难得的救生通道。其中也有一部分 ，是被送到医院后没有床位而进行求助，最终这些需求又返到社区手上。“因为属地管理的问题，别的部门就会追着你，让你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就很无奈，因为我们解决不了，最后这就是一个压力的循环。” ② 对内，社区艰难地起到维护社区秩序的功能；对外，封闭举措却又成为人们寻求帮助的阻碍。 杨羳平时常住在武汉市内。1 月 23 日封城的前一天，他从武汉开车前往咸宁办事。两天后，当他试图驱车返回时，发现国道在早于政府通知的时间就被提前关闭。于是他决定绕开国道走土路上高速，开到一半，发现前面的村庄堵住了村口，又只好调头往回开，没想到刚刚路过的另一个村庄，就在过去的十分钟里也堆砌土石，截断了路面，“前后几百米的一小段，我就被堵在中间，出不去了。” “我跟村干部说，我回到那边去那个村子也封路了。他回复说，那你上那个村我就管不着了。”他感到无计可施，最终还是一名过路的村民指了一条小路，才得以返回咸宁的住处。 各自封锁的管控举措成为疫情之下控制居民出行、人口流动最直接的方式，住宅区域成为最基本的流动边界。每个人的健康状况、身份和出行信息都会被基层组织知晓登记，他们再依据标准不一的规定，对居民进行行动范围的限制。一些原本是开放式的小区或村子，用木板、砖块等各种手段对小路进行封堵，只留下有专人不间断卡点的一个出入口。 防疫变成一场相继封锁大门的赛跑，并且从 2 月初开始明显加速。湖北省以外的多地，包括温州、临汾、南京、福州都开始采取类似的举措——封闭式管理，公共交通设施暂停。 福星城小区居民经历的困窘状况，在武汉市内也同样存在。随着 14 日居住小区全面封锁，部分地区的商超不再接受个人订单，而必须通过社区团购。微博上就曾出现求助信息，内容是老年人因为无法适应手机下单而陷入困难。 在小区被封闭的无助的情况下，杨羳感到一种新的人情网络开始出现，就是居民和管理者的关系。比如，一些与物业有私交的居民，会托他们帮忙把快递拿进来，或是去旁边的大超市代购商品。“因为政府没有讲原则，就逼着每个人不得不屈服于这种私人关系，这让我觉得我的个人的尊严也受到了损害。” 原本由公共设施织成的生活保障的网络被打破，社区成为人们必须求助的对象，事务拥堵，行事效率变得低下。而当具体的任务执行都压到最下面一层，管制手段和人们就医、生活、返工之间的矛盾也积压到社区之上，形成又一种“压力的循环”。 社会学学者郦菁在《官僚体系与公民社会，谁是肺炎危机的答案？》一文中指出，封锁举措的本意是尽快切断传染链条，但也间接导致了制度化的社会保护网络同时急速崩溃。【2】 “对于社会网络的依赖，通常是极具阶级性的。那些没有车的，没有房的，没有经济资源的，没有各种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本的人群，现在被迫艰难地生活在社会孤岛之中，甚至丧失了栖身之地；而那些患病的，年迈的，残疾的，甚至连亲属网络也暂时无法依靠。” ③ 中国基层治理制度的演变，本身就与控制人口流动紧密相关。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作为唯一的管理主体，凭借“特殊公共权力”控制和支配整个社会，通过单位对职工、通过街居体系对社会闲散人员、优抚对象等进行管理。 但随着单位制的解体以及市场化的加速，人口从单位和土地中解放出来，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职业流动性变得更强，“非国家空间”开始出现。社区制的根本，是为了替代原本单位的社会管理职能。居住空间成为新的控制单元。【3】 而为了适应城市化持续扩张带来的、更快速和复杂的人口流动，从 2000 年初开始，以“网格化”为名的一种新的管理体系开始出现。2005 年，建设部选中北京、上海、南京和武汉等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