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初，“所有的鱼”发放了一份“防疫期间个人信息收集的调查问卷”，一共收到了 294 份回复。我们将问卷的结果进行分析，发现疫情期间的个人信息收集“致密而疏漏，便捷而冗余，智能而原始”。
在这之后，我们试图呈现城市中的人在面对高密度的信息收集时的细微感受、他们的观点，以及他们拥有这些想法的原因——的确，信息采集的措施可能大同小异，但对此的看法是与个人经历紧密相关的。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呈现了三位“普通人”的故事——他们和大多数人一样，是信息被收集的对象，没有更多机会深入了解这一切的运作机制。数据收集已经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可能对此感到疑惑、矛盾、或者已经习以为常。
这篇文章是关于这次调查的最后一篇。其中的故事，来自几个人工智能、数据分析、智慧城市等领域的从业者或者学生。尽管和之前文中的人一样，他们也提到了“敏感”、“矛盾”、或者“放弃抵抗”；但是因为对技术的了解，这些词语对他们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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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杭州举办了 G20 峰会，那年陈时还在上高中。他和几个同学跑到机场去看专机，还随身带了一个收音机，收听塔台和飞机的联络对话。
回到家的第二天，他们接到了机场公安的电话，问他们是不是去了机场，去做什么 。他回忆，那天并没有见到任何人，也没有做过登记 ，“肯定是通过摄像头之类的找到的。“他倒没有感到害怕，”只是没想到这么快，这么精准。”
陈时在杭州的滨江区上学和生活，这里是中国几个最大的摄像头安防企业所在地，比如海康威视，比如大华。几年前开始，他就注意到身边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镜头”。基本上所有的交通路口，“不是一两个，是整一个杆子，一整排的（摄像头）。其实有的时候也蛮害怕的，你想象一下，就是地铁站刚出来，你一抬头，全部都是摄像头，然后他们都是各种形状，还有长得很奇怪的那种。”
一开始大家好像还对此有些担忧。他记得上初中的时候，曾有市民给报社写信，询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摄像头，还被刊登出来到报纸上。那时官方给出的回应是，旁边的公司在做技术测试。
人们很快习惯于此，摄像头成为生活的背景，出现在日常的角角落落。陈时之前就读的高中，需要用指纹签到；一年前，他毕业之后再回去母校，发现教室门口已经出现了一个大机器，学生上课时要依次去前面站一下，刷脸签到。
到了大学，对技术本身就很感兴趣的陈时选择了信息计算科学作为专业，学习的内容本身跟信息处理有一点关系。这让他对信息监控又有了一些不一样的认识，“所谓的大数据 ，其实有的时候，是可以从很多的数据中，把一些平时好像非常零散的信息，拼成一些更有用的信息。”
虽然表面上人们提供的信息人畜无害，但采集方所得到的的信息量却会远大于此。他举了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今天买了苹果、牛奶、香蕉，好像你在他那儿留下这些纪录也没什么，他最多是知道你几点几分去过哪家超市，买了什么。但他是可以通过你这些消费行为，分析出一些关联的，比如， 60% 的人买了苹果都会也购买香蕉。
放到疫情的情境下，杭州健康码背后也有一套不透明的运算逻辑，人们很难知晓这些信息最终会被如何解析。
“有的时候，它不会告诉你那个信息的用途；或者随着技术的发展，最终这些信息运用的范围会超出一开始所告知你的，甚至超出他自己的想象。”
他个人对于信息采集的态度其实是比较开放的，上网的时候遇到需要填写用户信息，也常常如实填写。“整个网络环境的话，”他这样解释，“其实是不那么安全的，有时候多给一点少给一点，该拿到的人还是会拿到。”
而他相对更在意的是，当被采集时，自己是否被给到选择权？是否被告知用途？这套系统是不是完善，以及有没有什么副作用？
“就像是好朋友问你借东西，如果他直接开口问，这东西能不能给我，可能要得多了一点，我也只是会有些小小的不快；但如果他什么都没有问，直接就把东西拿走了，也不说拿去做什么，那就……”
但他遇到的情况似乎都是后者居多。他在问卷中这样形容自己疫情期间的一些经历：
某一天在进行日常打卡的时候，突然发现健康码状态选项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行小字「健康码状态已从杭州数据库自动获取」。虽然觉得这能提高一点点信息的准确性，但没有额外通知，数据突然开放给学校，当时还是有一些不悦。
小区出入登记，高速出入口登记都有采用纸质登记表，所有登记者的信息都是暴露在外的，而且就我自己的经历来讲，登记者也都没能给出其他的登记方式供选择。
比较之下，他反而对健康码的态度更为正面。“因为技术水平，包括一些大公司的规范，肯定比基层要可靠一点。我再去超市的时候，其实展示的只是黄颜色绿颜色，信息其实已经经过一层加密或者一种脱敏的处理了。”
在疫情期间，他遇到了许多临时建立的登记系统。
我生活的小区用紧急开发的微信小程序进行「本小区人员登记」，有从房管局获取的房产信息。但对这些短时开发的电子系统的安全性，以及给小区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分发的管理员权限表示担忧。此外，生活的两个小区对个人信息收集的差异度非常大，一个细化到车牌号，以及政治面貌（询问是否是党员），一个仅仅只是姓名手机等。
看着社区要求的信息表单，“都能想象到他们打开 excel 表格，然后想到啥就填了上去”。信息收集处理保存本身有一套科学的方法来保证效率和安全，但这些赶工品显然没有经历过科学设计的评估和检视。
“很多报道出来的时候，大多都只关心这个系统的功效，但功能是不是稳定？有没有漏洞？这些方面得到的关注就非常少。好像我们在学校做编程作业一样，只要能得出想要的结果就好了，中间这个程序究竟美不美观，合不合理都不在乎。”
这样非常实用主义的风格，似乎在整个行业内普遍存在。陈时说，自己所在的信息科学专业并没有任何技术伦理这方面的课程，只是教授技术本身。而这些学生，许多毕业之后，最终会进入海康威视这样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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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生活在杭州，她在一个小型电商公司的工作经历很深地影响了她对个人信息收集的认知。
她曾经在那家公司担任运营负责人。为了对入驻平台的卖家和商品进行分析，开发部门的同事帮她开发了一个将后台数据可视化的工具，方便她查询数据。尽管她觉得那些数据很常规，体量也不大，“也卖不了钱”；但这仍旧让她觉得“任何你录入的信息，它都是有办法抓出来的”。
这种敏感很快让她注意到了更多事情。她发现在使用安卓手机时，自己公司平台的 app 可以与别的软件互相唤醒——当她打开公司 app 时，并没有看到开屏广告的页面，屏幕会直接切换到另一个软件上去。“我知道我们这个小平台跟他们（别的软件）是没有任何关联的”她说。当她问开发同事这个问题时，对方回答“国内安卓市场就是这个死样子，内嵌了很多互相唤醒的机制……反正上网不涉密，涉密不上网嘛！”
有一次，她在微信上和朋友交流过某商品之后，在淘宝上收到了相关推荐。询问同事后，她断定可能是自己安装的第三方输入法出了问题。她卸载了之前的输入法，但依旧不放心。为了验证自己的假设，她分别用安卓系统自带的 google 输入法和第三方输入法在手机上输入了一双球鞋的货号，但并没有同时输入“球鞋”、“阿迪达斯”或者 “sneaker” 的字样。
结果是，当她使用国内的第三方输入法时，会收到淘宝推送的球鞋广告；使用系统自带输入法时，亚马逊会推送同样的广告。考虑之后，她决定还是用原生输入法，“毕竟不是把我的信息给国内平台，对我生活的影响小一点”。
她意识到信息收集在她生活中几乎是无孔不入的。“我知道只要生活在城市里，我的面部就被识别得差不多了”。她的程序员同事是“一副躺倒了的样子”，还对她说，“反正大家都是无产阶级，烦他妈了，我们早就知道自己被拔得毛也不剩了。”
但她还是拒绝使用智能音箱，在能“刷脸取件”的智能快递柜前她也选择手动输入。她知道这并不意味着自己的信息就能全然得到保护，但成了她表达态度的方式：“但至少能有个心理安慰”、“我的抗拒就成了纯粹的反感”。
她知道工作人员在分析数据的时候可能毫无情感，“他们当然不会特意摘出来某一段数据玩耍”，但自己就是觉得糟心。就像智能音箱，“一直放在卧室录音，估计也没人有闲工夫把我家的录音调出来。但就是心里难受”。
疫情期间，她像所有生活在杭州的人一样需要申领健康码。在采访之前的问卷里，她写了对健康码的态度是“不安，因为没有公布规则，我也不晓得支付宝与政府信息共享到了什么程度”。在采访中，她对健康码表现出的更多是不信任，甚至觉得“规则的制定可能是很随意的”。
谈起这种推测的原因，她先描述了她经历过的工作场景：“大家坐在那里，几个产品经理、几个运营，一帮人没日没夜地开会，然后要赶紧把这个产品上线。”不过，她没法真正还原健康码开发时的场景。
她又谈起了自己认为数据分析没法真正做到精准，因为在它试图分析人的时候，从没有办法精准地掌控人。因为在她看来，算法和规则是基于用户的反馈促成机器和工作人员的学习，从而校正、调整、最后“成熟”。她的疑点就在于“用户的反馈”——让机器进化的反馈可能并不来源于人的真实反映。
她拿健康码举例。她的一位朋友乘高铁从老家回到杭州时申领到了红码，在隔离 14天后，健康码变绿。在红、绿的划分原则不公开的情况下，她的朋友开始猜测“如何变绿”的原则。如果这种猜测付诸实施，可能带来的是不真实的数据、从而与算法的初衷相悖。在她看来，原则不公开导致“黑箱”，这会让人无法顺从算法。
“我觉得大数据……是对秩序的极端的迷恋，就是你希望一切东西都可控。你希望没有变量存在、一切一目了然。但这是个迷思，因为它永远不可能很准。”
“你是做记者的，你自己也明白，听到人说绝对的真话真的很难。那些明显是假的的数据，你可以删掉；但那些看上去有点真又有点假的数据，你是删不掉的。基于这些数据，你作出判断、建立规则。你这是在沙滩上建高塔，怎么建得了？”
3
2 月 10 日，Blue 在老家接到了当地社区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问：“你是从湖北回来的吗？”
Blue 曾经在武汉读大学、在当地注册了手机号；毕业之后她到另外的城市工作，但没有更换号码。她把这些话向社区人员解释了一次，因为对方在得知她不是从湖北回来的之后，紧接着问“那你的手机号为什么湖北的？”
Blue 对接到这个电话“有点意外，但也不能说是意外”。在一月末刚回老家的时候，她就用开玩笑的口吻问过父母“我的手机号是湖北的，他们会查到我这来吗？”。“结果反倒真联系我了”，她说。
她坦言自己并非确切地知道老家的社区是如何知道她的手机号码、以及号码归属地的，但又“很笃定这些信息是一定会被泄露出去”。
她毕业一年多，在一家做智慧城市业务的国企做技术工作，并认为自己对信息泄露观点的笃定是在工作之后逐渐出现的。依据工作期间的见闻，她断定在公共危机发生时，运营商手中掌握的用户数据会被征用，“支付宝不就是这样吗？”
在回答问卷中“关于信息监控技术，你还有什么想告诉我们”的问题时，Blue说“信息监控技术已经非常发达，每个人都生活在天眼之下”。这也是工作带给她的判断，在接受采访时她说“我知道公安部门的信息系统很发达”，但没说更多，只是提了几次“我们都没隐私”、“你这个人就是个透明人”。
这样的感知几乎让她放弃了工作之前她对信息收集的抵抗。那时候她加入了豆瓣上的“反对大数据滥用研究小组”，还保留了一个国外的电话号码，在注册和登录一些网站时使用。但后来的经历让她发现，“你少填一次手机号码，少填一次身份证，这并不意味着你的信息就不会被得到，他该得到还是会得到”。
但“放弃抵抗”并不意味着她对工作停止了思考——“我（对工作）可能不只是怀疑，我甚至有一些抵触”，她说，“这和我本人的价值观背道而驰”。在上学时，她认为数据分析是很中性的行为，“关键在于人怎么用它”；在入职前，她觉得自己所做的智慧城市行业“只是想让大家生活得更方便，让这个城市运作得更智能一点”。
“但我没有想过这个智能到底是谁在智能……我之前想从事智慧城市行业的原因并不是想让这个社会变成了一个数据集权的社会。
最后发现你其实是让政府的运作效率更高了，让他们拥有更加智能化、更高效的一些工具。我知道这意味着很多便民服务，并非都是不好的事，但我会担忧数据被权力掌控之后会被滥用”。
她知道涉及用户隐私的项目都会签署严格的保密协议，“也许会让我好受一点……但我可能有天生的不安全感吧”。
她承认这种不安全感在工作之前就已经开始累积——2018年，她的微博曾经被“炸号”：“我发现就是‘我想打击你，我就打击你’了。你说了不符合我利益的话，我就把你整个人搞掉……当我的数据被这样收集，我是谁、我去过哪、我有几个社交账号，一查就知道。被用作这样的用途，谁会愿意呢？没有制度的保障，我觉得不管干什么都是没有安全感的。”
她不知道周围的同事有没有跟她思考过一样的问题，但没有人跟她讨论过这些事。“所有的人都是在接到任务之后就去执行了”，她说，“普通人只是在做这份工作，只是为了挣这份工资……他们可能并没有想这份工作让其他人的隐私在无形中受到了侵犯。但我还是希望有更多人意识到，有些工作最好是不要做的，那是不好的事。”
“很多人对我说，你不做这个，有别人在做，大家都在做。在国外，Google不是也要收集隐私数据？但是我不想参与到这样的事情中。哪怕我无法改变它、哪怕有别人在做，但是我不想做。”
她不愿提及让自己“心情不好“的项目，但她的工作状态似乎也会因为经手的项目波动。最近她在做疫情相关的数据分析：通过地方的防控措施、人口流动等因素，分析当地的疫情风险。“我觉得挺好的，这也是现在正需要的工作”。
因为这个，她对疫情期间数据收集的态度比之前更缓和了。在 2 月 10 日接到社区电话时，她还感觉“问来问去确实有点不舒服”；但到现在，她甚至觉得“我愿意把我的数据给你”。这种情绪从 2 月中旬复工前夕开始萌发，她担心骤增的人流量会导致疫情不可控，“扫码记录你坐上了哪趟地铁，可能真的有一点作用……你不知道你周围的人有没有得病，信息公开的话，会好受一点”。到她接手了相关的项目之后，这样的感受更加明显。
当然，她只能接受这样的情况发生在疫情期间，“放弃一些执着，先渡过这段时间”。
她说这段时间不好找别的工作，自己还在思考以后的方向。“我希望我的工作是没有一点害人的因素在里面的”，她说，“如果一个工作让我觉得不安、让我不知道它是好是坏的时候，我就不太想继续做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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